“ 对抗式” 信任危机主要是指周边国家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或对手, 并采取一种强势对抗姿态, 通过政治、外交乃至军事等传统安全手段试图遏制、牵制中国, 或在某一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 从而使双方陷入不信任甚至“ 恶意对抗” 的危机状态。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对华关系上。

日本与中国在相互信任上有过一段“ 蜜月期” , 但随着近年来日本极右势力的抬头, 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信任水平一路下滑。在经历了小泉时期的“ 政冷经热” 之后, 中日关系又因野田政府的钓鱼岛“ 国有化” 行为以及安倍执政后政治右倾化的加剧而更趋恶化。如今的中日关系已经走进“ 政经双冷” 的阶段, 甚至可以用跌入“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 谷底’ 或‘ 冰点’ ” 来形容^[2]6。在这种情况下, 中日高层交往的中断使双方丧失了构建政治互信的根本基础, 从而陷入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 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零和“ 对手关系” 。2013年安倍再度执政后, 日本政府寻求在中国周边对抗中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更加明显。安倍上台后将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东南亚国家作为首访对象, 并于当年内遍访东盟十国。对此, 日本主流媒体《朝日新闻》还曾刊发了题为《首相完成东盟十国行 意在从经济安保两方面牵制中国》的文章, 毫不讳言政府的战略意图^[3]32。除此之外, “ 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利用多边机制向中国施压, 是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推行的政策。最近几年来, 日本在这方面更加卖力” ^[4]101。继2015年在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上单独发表一份涉及东海和南海局势的声明之后, 日本今年又利用其G7东道国身份强行拉拢西方大国共同发表了涉及东海和南海问题的《海洋安全外长声明》, 并在此后发表的《G7首脑宣言》中为此声明背书^①(① G7关于东海和南海问题的具体表述详见:″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Maritime Security, ″ http://www.japan.go.jp/g7/_userdata/common/data/000147444.pdf, 2016-04-11; ″G7 Ise-Shima Leaders' Declaration, ″ http://www.mofa.go.jp/files/000160266.pdf, 2016-05-27。)。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 那么中日双方的信任恐怕将走入没有最差、只有更差的境地。

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互信可以说一直处于低位运行状态, 虽然经历了阿罗约执政时期菲方宣称的“ 黄金时代” , 但大多时候并无起色甚至几度跌向信任低谷。学者陈庆鸿将菲律宾一直以来的对华外交概括为“ 制衡加接触” 政策, 自阿基诺三世执政后, 中菲关系开始了新一轮的紧张。两国关系逐渐滑向全面恶化的境地, 这一时期菲律宾的对华外交“ 可以说是制衡多于接触, 而且制衡力远胜于接触” ^[5]144。倚仗美国的“ 重返亚太” 战略, 菲律宾在南海动作频频, 其采取的激进政策更迫使中菲关系走向对立。2012年, 菲律宾执法船在试图抓扣黄岩岛海域附近作业的中国渔民时遭遇中国海监船, 双方发生对峙, 菲方随后采取了派出“ 汉密尔顿” 级军舰增援的措施, 迅速激化矛盾; 2013年, 菲律宾就南海争端单方面向中国提起强制仲裁程序, 同年又发生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射杀中国台湾渔民的“ 5.9事件” ; 而时任总统阿基诺三世在2015年出访日本时更是不负责任地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 极具煽动性地“ 提醒” 国际社会警惕中国的“ 海洋领土野心” , 暗示各国勿对中国的“ 海洋声索” 采取“ 绥靖” 态度^[6]。当然, 这种互不信任是难以持续的, 尤其是对山水相邻、隔海相望的邻国而言, 频繁的日常接触或“ 相互依赖” 会使“ 对抗式” 信任危机在到达一定的临界点后引发激烈冲突走向全面对抗或出现外交转折走向缓和。正如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在对华外交上不但完全放弃了阿基诺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的政策, 甚至将中国作为其上任之后除东盟国家外的首访国家, 极大地表现出了重建两国互信的诚意。当然中国更是给予了菲律宾以莫大的宽容、支持与期待。

引发当前“ 对抗式” 信任危机的两大主要因素包括:(1)领土争端。由历史纠葛产生的领土归属争议是国家间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之一, 也往往容易成为国家间冲突的导火索。中国是世界上陆地邻国最多、边界线最长、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 与14个国家接壤; 同时还拥有1.8万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 与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等8个国家海域相邻或相向^①(① 详见颜昊、黎云《中国已与12个陆地邻国划定边界》,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2/01/content_12913938.htm, 2016年7月1日。)。因此, 不可避免地会与周边国家在岛屿归属、边界划分等领土问题上产生一定的分歧。领土争端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领土本身所象征的主权意义上, 还牵涉包括政权合法性、资源开发权利和民族自尊心等在内的许多议题。所以, 一旦两国信任关系的建构掺入领土争端成分时, 各自国家内部往往都会形成以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为诉求的政治合力, 从而引发明显的信任互斥现象。比如关于钓鱼岛问题, 日本国内不仅是右翼势力, 而是“ 包括日本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在内的政治势力在此问题上基本都站在同中国对立的立场上, 竭力主张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7]42。(2)域外大国的介入。这里的域外大国主要是指美国,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是影响周边国家对华信任的主要因素。除了日、韩两大东北亚核心盟友之外, 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也是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其中, 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甚为紧密。早在1951年, 菲律宾就与美国签订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并积极配合美国的“ 冷战” 政策, 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并派兵参加朝鲜、越南战争; “ 9.11” 事件之后, 菲美关系随着菲律宾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再次得到提升, 菲律宾也由此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 重要的非北约盟国” 称号的亚洲发展中国家^[8]9-10。而在阿基诺政府上台之后, 菲律宾积极配合美国“ 重返亚太” 战略的意图表现得愈加赤裸, 不但高调宣称“ 美国是菲律宾唯一的战略伙伴” , 并且认为“ 美国在南海部署军事力量有助于保护南海地区弱小国家的权利” ^①(① 转引自鞠海龙《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突变及其原因与影响》, 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 第72页。)。由此可见, 将菲律宾视为美国在亚太的重要支点甚至其在东南亚的代理人都是不为过的。在这种实力悬殊的同盟关系中, 美国似乎掌握了一种压倒性的不平等优势, 很容易左右其弱小盟友的对外政策走向, 并通过美国自身对华态度的调整, 影响这些小国的对华信任。因此, 虽然目前杜特尔特明确表现出了菲律宾不愿再充当美国“ 马前卒” 的姿态, 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叫板美国, 菲美联盟看似大有破裂之势, 但仅凭杜特尔特一届政府之力,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动摇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菲美联盟, 仍需打上一个问号。更何况在私下对杜特尔特国内政策表示赞赏的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菲关系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仍是一个未知数。但总体而言, 菲律宾未来的对华信任仍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牵制与影响。

“ 对抗式” 信任危机的直接结果就是严重的信任赤字, 以至于对国家间信任水平造成全面影响, 使整体国家关系陷入全面停滞。除此之外, “ 对抗式” 信任危机还会引发信任流失这一负外部效应。比如在中菲南海问题中, 菲律宾一方面通过组织民众抗议、提起国际仲裁等方式竭力展现其作为弱势方的形象以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 另一方面又积极加强与美国、日本、越南的军事合作, 希望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在国际社会形成集体打压中国的力量。这些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与非涉事国之间的信任产生了不利影响, 例如在南海问题上, 与中国并无岛屿争端的印尼也表现出了某种不安情绪, 这与海岛争端“ 触及到了它由过于分散的群岛组成而带来的潜在的政治分裂倾向这种先天的自然脆弱性” 存在很大关系^[9]118。

“ 竞合式” 信任挑战主要是指周边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 但与中国之间并没有形成整体对立关系, 也不寻求直接对抗中国, 只是在合作过程中表现出了制衡、防备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摩擦。这种挑战近年来主要体现在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对华关系上。

印度近十年来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有明显起色, 中印两国综合国力在新时期的同步增长使两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摆脱了“ 或敌或友” 的传统“ 叙事” 模式而更趋多元化和成熟化。“ 伴随两国同时发展壮大、调整各自对外战略, 中印关系中的合作性和竞争性也同步上升, 逐渐呈现出‘ 磨合中不断上升的发展伙伴关系’ 性质。” ^[10]56莫迪政府上台后, 印度外交的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更为凸显。印度高层希望通过改造原有的“ 不结盟” 传统, 充分利用其“ 摇摆国家” (swing state)的身份, 展现印度在大国政治中的独特战略地位:一方面对中国保持防范; 另一方面又强调战略自主, 拒绝充当他国反华的棋子^①(① 关于印度“ 摇摆国家” 的论述, 详见D.Twining, ″India, the Global Swing State for US and China, ″ http://asia.nikkei.com/Politics-Economy/International-Relations/Daniel-Twining-India-the-global-swing-state-for-US-and-China? page=1, 2016-08-02。)。印度在极力巩固和扩大其在南亚和印度洋绝对优势的同时, 对中国在南亚的活动十分敏感。比如在对待“ 一带一路” , 特别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构建上, 印度始终未就中方的邀请进行明确表态, 其国内普遍对中国的“ 海洋雄心” 和“ 试图增加印度洋影响力” 表示担忧, 甚至认为这是中国对印度构筑的C形包围^[11]。尽管如此, 中印两国首脑此前的成功互访奠定了中印合作的新基础。在今年6月份的美国国会演讲中, 莫迪虽然提及印度和美国一样对中国的崛起表示关注, 但在谈到印美关系时也刻意回避了类似“ 盟友” 的表述, 强调与美国保持一种“ 非盟友” 的良好关系^[12]。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近年来似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两国的政治互信在广泛开展的双边合作中不断提升。不过, 在这种整体趋向良好的信任关系背后, 依旧潜藏着俄罗斯的怀疑和隐忧。自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一直对中国在其国家战略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困惑, 甚至在2011年, 俄罗斯HTB电视台采访普京时仍然提出了中国究竟是伙伴还是威胁的问题^[13]21。虽然俄官方客观清楚地意识到许多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 都带有夸大其词和政治偏见的成分, 俄罗斯也对与中国合作表现出强烈的意愿, 但仍无法完全消除其固有的疑虑, 这就导致中俄在实际合作过程中插曲不断, 如早前的“ 安大线” 改道风波。对于“ 一带一路” 倡议, 俄罗斯在一开始的消极和不信任态度更是出于对该战略与“ 欧亚联盟” 计划形成竞争的担忧。俄联邦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亚历山大· 卢金就表示, 俄罗斯欢迎“ 新丝绸之路” 的概念, 但更倾向于使用“ 欧亚一体化” 的说法^①(① 详见张琳娜《俄罗斯智库评价“ 一带一路” 战略》, http://www.rmlt.com.cn/2015/0525/388056.shtml, 2016年6月25日。)。从中不难看出俄罗斯对双方合作中与中国相关的政治话语及其影响保持了相当警惕, 这种警惕将会对中俄两国继续深化合作信任带来一定的挑战。

引发当前“ 竞合式” 信任挑战的主要因素包括:(1)战争记忆。国家间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认同障碍在短期内往往难以化解, 而且还会在现实利益情境中受到人为强化。二战结束之后, 中国与印度、越南都发生过边境冲突, 这些战争记忆至今仍是阻碍两国深化对华信任的主要因素。印度与中国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几乎不存在因相互征伐而产生的负面信任记录, 两国不但同为四大文明古国, 也同为近现代独立运动中相互支持的发展中大国, 印度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承认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然而, 在经历了1962年短短40天的边界冲突之后, 对华不信任的种子便在此后印度历届政府中深埋了下来, 并形成了一种“ 受害者心理” 。由此开始, 印度方面便始终认为自己是当年冲突的受害者, 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和主要竞争对象, “ 对华秉持不信任乃至是敌视心理” ^[14]122。(2)主导权竞争。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地缘政治博弈是影响周边国家, 尤其是区域大国对华信任的关键因素。以 “ 一带一路” 涉及的地缘政治信任问题为例, 中亚五国所处的欧亚大陆中部地区是哈尔福德· 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描绘的“ 世界岛” 的“ 心脏地带” , 也是20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的焦点。由于该地区的战略要冲位置以及与苏联的特殊关系, 俄罗斯始终非常重视确保对该地区的战略主导权, 并将其作为东向发展的缓冲区。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增大无疑将进一步凸显经济疲软形势下俄罗斯对该地区主导权的力不从心, 这显然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对于印度来说, 其在南亚地区的主导权是不容挑战的, 因为这是印度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地缘立足点。在印度的政治精英看来, 支持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无异于引狼入室, 必然会稀释印度的南亚影响力, 甚至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建设而产生了不希望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开展大型基建项目合作的心理^[15]103。同时, 莫迪政府在“ 一带一路” 倡议发出的第二年就提出了反制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 的“ 季风计划” , 希望通过印度在南亚的文化优势建立以印度为主导的地区合作, 确保其区域主导利益不受损害^[16]。

“ 竞合式” 信任挑战一般不会带来严重的信任赤字, 更不至于使国家间的整体关系陷入停滞, 但却造成了国家间合作的某种不稳定, 从而无形中增加了双方的合作成本。这种信任挑战的一个重要副产品便是“ 制衡” , 不同于“ 对抗” 所具有的强烈排他性, 制衡行为更多的是为了寻求竞争过程中的相对优势, 然而由制衡带来的信任互耗不但降低了合作效用, 也埋下了可能导致合作破裂的种子。

“ 疑虑式” 信任难题主要是指周边一些国家在综合实力上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 且与中国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 因此并无对抗中国或与中国竞争的战略意图, 但又因自身发展水平不足和实力有限而对中国经济输出可能对本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顾虑。这种情况近年来集中表现在东南亚、中亚等国的对华关系上。

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的信任水平自20世纪70年代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起逐渐得到改善, “ 冷战” 结束后, 中国积极参与到以东盟为平台的地区合作进程中来, 并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成员国家, 这也标志着中国— 东盟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进入到了一个有一定机制保障的平稳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之后, 中国的崛起受到了部分东盟国家的积极欢迎, 这些国家也由此分享到了巨大的经济红利。因此, 大部分东盟国家都与中国保持一种务实的信任关系。然而不管怎样, 对这个庞大邻居的担忧从来没有在东南亚各国中消失, 这种疑虑主要表现为小国对大国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影响力迅速增长的不安, 进而不同程度地选择了“ 经济上依赖中国, 安全上依赖美国” 的国策。除了显而易见的南海争端之外, 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在东南亚的强势存在重重顾虑。一方面担心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给本国相关行业带来巨大冲击, 另一方面也认为东盟国家由于对华出口商品的单一性而在自由贸易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所以倾向于“ 非常谨慎地对待与中国的经济整合” ^①(① 转引自喻常森《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政策反应》, 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3期, 第114页。)。这些疑虑往往会被双方互动过程中的小摩擦所放大, 造成一定程度的信任波动。

中亚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比较明确, 都强调通过开展全面合作来建立对华友好互信关系。自独立以来, 中亚五国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 并与中国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对中亚国家来说, 他们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以帮助其发展经济, 中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对中国来说, 中亚是继波斯湾、俄罗斯之后的第三大能源产地, 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不过, 中亚国家“ 既在发展上需要中国, 又对中国充满了担忧和恐惧” ^[17]77, 特别是对中国经济过度介入的忧虑。一个目前看来在中亚地区较有市场的观点即认为中国进行的输出性发展将使中亚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 从而沦为中国的“ 能源附庸” 或产品倾销市场。另外, 中亚社会对中国劳工和中国移民问题持一定的负面态度, 认为中国劳动移民挤压了当地的就业市场。虽然这些疑虑在目前尚不足以对双方的关系造成重大影响, 但从长期来看却是有可能成为合作绊脚石的信任挑战。

引发当前“ 疑虑式” 信任难题的主要因素包括:(1)政治偏见。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偏见是影响周边国家对华信任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当前中国周边的政治外交环境中, “ 冷战” 时期的意识形态幽灵仍然存在, 并且时而挑动国家间信任的敏感神经。特别是在周边国家出现执政党更替或政治转型的情况下, 这种因素更容易被放大。例如缅甸, 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速使这个长期实施军人执政的国家于2010年11月举行了20年来的首次多党制全国大选, 并在次年3月完成了从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过渡。在此次政治转型的过程中, 由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一直被视为缅甸国内亲西方的主要政治力量, 并在推动缅甸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着新政府的成立, 缅甸在对华和对美政策上也悄然发生了变化。2011年9月, 缅甸单方面宣布暂停与中国合作的密松大坝水电站项目, 与此同时, 缅甸高层也在通过频繁外访积极寻求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18]40。这些信号或多或少都提示了未来中缅信任在缅甸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同时可能遭遇挑战。(2)社会焦虑。周边国家主要媒体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误读反映出这些国家在面对中国时的一种社会焦虑。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 带有明显“ 冷战” 色彩的“ 中国威胁论” 和“ 霸权主义倾向” 论调在中国周边国家仍然具有一定影响。且不说与中国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存在争端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即使是在与中国并无纠葛且同属上合组织成员的中亚国家, 其国内媒体也时而表现出这样的担忧。比如塔吉克斯坦的《亚洲之声》就曾将中国在中亚的投资行为与具有意识形态竞争目的的马歇尔计划相联系, 认为这是中国对中亚的扩张与资源攫取^[19]94-95。而在缅甸密松电站停建事件中, 媒体在影响两国信任中推波助澜的作用则更为明显。缅甸民选政府上台之后放宽了对本国言论自由的管制, 使得反对密松电站建设的声音在媒体具有倾向性的舆论导引下不断发酵和放大, 最终“ 导致对密松电站的讨论从环境、民生问题逐渐转为政治问题, 并拨动了缅甸民族主义的脆弱神经, 加大了缅甸对于中国‘ 掠夺’ 缅甸资源的恐惧以及反华情绪” ^[20]26。

“ 疑虑式” 信任难题很多时候是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在面对较强国家时的不自信或无所适从, 虽然警惕地意识到了摆脱强国依赖的重要性, 但又无法拒绝或无视与强国合作带来的现实利益。尽管如此, “ 疑虑式” 信任难题仍是中国推进周边互信的潜在不利因素和触发国家不满情绪的“ 爆燃点” , 需要谨慎对待。

从当前中国面临的信任困境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来看, 当前周边国家的对华不信任主要还是围绕传统安全方面的内容展开的, 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反映, 然而这种关系显然是相对松散和孤立的。实际上, 从国家间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周边信任仍处于新经济社会学所说的霍布斯式“ 低度社会化” (undersocialized)水平。这种困境是周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孤立地看待自身与中国之间安全关系的结果, 是国家安全脱嵌于全球安全社会网络的一种表现, 而在“ 低度社会化” 中, 孤立正是“ 来自褊狭的自我利益追逐” ^[21]6。对此, 本文认为中国可以从“ 安全镶嵌” 的视角出发来构建周边信任。

本研究中的“ 安全镶嵌” 是“ 镶嵌” (embeddedness)概念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延伸和拓展。美国社会学家马克· 格兰诺维特提出, “ 镶嵌” 的目的在于回应和挑战两种既有的行动者概念模型^①(① 从语义上来看, “ 镶嵌” 所表达的含义最早源自卡尔· 波兰尼关于经济系统的嵌入性理论, 但波兰尼并没有将“ 镶嵌” 作为一个概念而提出。格兰诺维特关于“ 镶嵌” 概念的表述详见M.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1, No.3(1985), pp.481-510。), 一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利人模型, 二是以塔尔科特· 帕森斯社会学为代表的道德人模型。前者严重低估了社会情境对个体的影响, 是一种“ 低度社会化” 的观点; 后者则高估了社会规范和价值内化对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 是一种“ 过度社会化” 的观点。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将个体进行了原子化的解读, 或者说是太过强调个体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能动作用。然而事实上, “ 社会行动者只能在关系、制度、文化情境内得到解释, 而不能看作原子化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者” ^[22]18, 也就是格兰诺维特所强调的个体经济行为对社会网(社会关系结构)的嵌入。社会网的提出实际上为个体的镶嵌行为提供了一个可供嵌入的客体以及思考个体间关系的整体维度, 从而既为人们指出了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学逻辑, 也使“ 镶嵌” 概念更具方法论上的可操作性, 即强调“ 行动研究中的社会情境分析” ^[23]118。

由此延伸到国际安全研究领域, “ 安全镶嵌” 主要是指个体国家的安全行为对由国家间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的嵌入, 包括以安全为内容的嵌入、以安全为目的的嵌入、以安全为方式的嵌入等。在嵌入过程中, 社会网内的具体情境对国家行为体希望与谁或能够与谁展开安全互动起着一定的限制作用, 并且可以通过促进信息传递、信息交换等互动方式减少安全结果的不确定性, 以此来影响国家安全的实现。这也解释了“ 安全镶嵌” 基于社会网功能形成的两大嵌入性内涵:国家安全的社会(网络)制约性和社会(网络)生产性。“ 镶嵌” 话语中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复合安全, 安全的实质从强调自我的绝对安全转向了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对安全。一方面, 任何国家在谋求自身安全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其行为可能产生的网络涟漪效应及其反作用力, 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网的行为逻辑。即便是在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盛行的“ 冷战” 时期, 这一层面的“ 安全镶嵌” 内涵在具体情境中依然成立, 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安全格局的现实走向。比如“ 冷战” 中的美苏关系虽然几度走到了类似古巴导弹危机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 但双方终不至于兵戎相见,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这两个国家在“ 争霸情境” 中除了以“ 敌手” 关系联结在一起之外, 还是当时世界上掌握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超级核霸主, 这层关系决定了任何一方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都将是一种不负责任甚至自我毁灭的疯狂行为。因此, “ 镶嵌” 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首先是在社会网特定历史、文化、利益等相关情境中被不断建构和再建构起来的结果。另一方面, “ 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能产生信任, 防止欺诈” ^[21]11, 个体国家安全的最终实现是国家间相互依赖、彼此信任基础上安全互助的结果。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维护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安全治理能力的考验, 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会因为在特定领域所具有的脆弱性而承受相应的安全压力, 而在小小的地球村中, 国家安全又往往面临着一种“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或“ 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 的尴尬, 比如近年来欧洲遭遇的难民危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认同和恐怖主义问题。此外, 当我们在讨论某个国家面临的诸如环境安全之类的问题时, 很多时候也必须回到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安全语境中加以展开。可见, 强调全球化时代的安全共享与安全共治正是这一层面国家间“ 安全镶嵌” 的核心价值所在。

总而言之, “ 安全镶嵌” 的提出是对国际政治现实中霍布斯式“ 自然状态” 预设的一种回应。作为人类“ 思维实验” 的产物, “ 自然状态” 这一虚拟情境为国家安全引入了一种功利主义传统, 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将国家安全的理解简化成了一种“ 成本— 收益” 式的思维偏执。受此影响, 国家安全的获得似乎成了可以游离于国际社会网络之外的孤立行为, 并在非此即彼的利益权衡中愈发走向一种“ 针尖对麦芒” 的极端, 由此带来的安全割裂正是中国周边“ 低度社会化” 信任困境的主要成因。但全球化时代个体国家安全行为对社会网络的嵌入决定了任何国家试图保持“ 安全孤立” 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而“ 国际社会” 的关系网络特质也决定了国家间“ 安全镶嵌” 的必然。

“ 国际社会” 的出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 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紧密相连。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以及罗马时期西塞罗对“ 自然法” 的强调再到17世纪洛克对“ 自然状态” 的重新阐述, 个体理性受到包括潜在行为规范、社会契约以及法律制度约束的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线之一, 而“ 自然法” 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反映则催生了雨果· 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The Law of War and Peace)。格劳秀斯在提出“ 国际社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这一说法的基础上指出了国际法在约束国家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 这种约束及由此确立的规则与制度为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 也为国际社会秩序的维持提供了重要条件。

作为“ 冷战” 时期国际自由主义的形象代表^[24]118, 英国学派将“ 国际社会” 作为核心概念, 该学派主要学者都强调了国际体系所具有的社会性内涵。赫德利· 布尔曾专门对格劳秀斯的“ 国际社会” 进行过讨论^①(① 详见H.Bull, ″The Grotian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in H.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51-73。)。他在1977年出版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被认为是英国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②(② 该评价可参见[美]斯坦利· 霍夫曼《第二版序言》, 见[英]赫德利·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四版), 张小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指出, “ 社会要素” 是现代国际体系不可否认的一种要素^[25]39-40。而在1984年《国际社会的扩展》中, “ 国际社会” 被更加明确地解读为“ 是指一组国家(或更一般意义上的一组独立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构成一个体系, 在其中, 每一个国家的行为均成为其他国家所考虑的必要因素, 而且它们通过对话和一致同意确立起处理彼此间关系的规则和制度, 同时承认它们在维系这些安排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26]1。

在新自由制度主义中, “ 国际社会” 的意义更加凸显为国际互动中制度安排的结构功能, 罗伯特· 基欧汉和约瑟夫· 奈在提出“ 复合相互依赖” 的基础上对跨国治理网络进行了描述, 并将全球主义定义为一个“ 洲际间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 ^[27]309。他们所“ 倡导的‘ 跨国关系’ 的研究范式首次较为系统地将‘ 关系’ 分析引入国际政治” ^[28]70, 由此也促进了此后国际关系研究对行为体之间和行为体与其所在社会网络(结构)之间关系的重视, 这就使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 国际社会” 、“ 国际网络” 的讨论越发呈现出强烈的社会建构特征。如国际机制理论奠基者约翰· 拉格提出的“ 嵌入式自由主义” (embedded liberalism)对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社会进行了一种结构主义解读^[29]379-415, 其本人也因此被视为“ 自由主义色彩很浓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 , 甚至“ 与亚历山大· 温特齐名的主流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 ^[30]139; 科林· 怀特则从关系主义哲学的视角提出了复合的“ 结构关系主义” , 他认为结构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四个层面:基于生存需求的物质层面、基于交往需求的规范层面、基于角色需求的关系层面和基于认知需求的主体间层面, 这四个层次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塑造了社会世界的整体结构, 而国际关系正是在这种多重结构关系中逐渐演变成一种“ 全球社会关系” ^[31]296-299。

事实上, 国际关系研究对社会网络和结构的强调与实践哲学的兴起直接相关, 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践转向影响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的实践转向, 而国际关系研究的“ 实践转向” 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 社会学转向” 之后表现出来的一种新趋势^①(①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实践转向” 的说法详见朱立群、聂文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 实践转向” 》,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 第98-115页。)。实践哲学的一个中心逻辑便是行为者“ 只有在关系网络的聚集中才能够存在, 才得以成为它眼下的样子, 才拥有目前的特质。行为者在构成网络的实践过程中具有了实在意义, 世界也正是在此实践过程中被具体化的” ^②(② 转引自朱立群、聂文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 实践转向” 》,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 第104页。)。

在这一方面, 皮埃尔·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很好地展现了社会网络的结构关系特点, 而他提出的“ 场域” 概念可以看作是对“ 国际社会” 关系网络特质的最佳注释。布迪厄倡导方法论上的情境主义, 而非简单的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 这种情境主义也被称为关系主义, 即强调社会实践过程中关系的重要性。他将“ 场域” 界定为:“ 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 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 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 ^[32]134简而言之, “ 场域” 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它为人们探究经验事实背后的关系性逻辑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33]138。社会关系的交织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价值、社会知识的共享与碰撞, 无论最终结果是融合或冲突, 只要行为者进入场域, 也就开启了重塑关系性价值的实践过程。因此, 场域在给身处其中的行为者带来场域逻辑压力的同时, 也迫使他们接受、认同场域内的行为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关系场, 这恰恰反映出场域兼具结构性和生产性两种特征^[23]120。这也说明深嵌全球化背景中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复合的、体现价值与制度网络关系的“ 场域安全” ^[34]7。由此可见, “ 国际社会” 赋予了国家行为体一种超越身份角色的关系型价值, 即形成了不以身份角色为单一判断标准, 而是以“ 国际社会” 场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具体内容为情境依托的嵌入型关系。在充分了解“ 国际社会” 关系网络特质的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通过强调国家间“ 安全镶嵌” 在国家间信任构建中发挥的作用, 来解构霍布斯式“ 低度社会化” 的信任困境。

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在于“ 并不是说网络比它链接的两端更重要, 但它却是变个体行动为总体形态的因果联结的关键媒介” ^[21]3。而在构成总体形态的这一过程中, 信任是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维度, “ 信任在关系中体现出来, 关系是信任的舞台, 信任在关系中既可能加强, 也可能削弱甚至消失” ^[35]195。

在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 信任首先被视为社会关系的反映, 是一种与社会结构、文化规范等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正如前文在强调“ 安全镶嵌” 内涵时所提到的, 信任是能够在具体的关系网络中被生产出来或受到深刻影响的, 这也是“ 镶嵌” 的主要作用之一。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系镶嵌和结构镶嵌两种路径, 前者通过考察行为体基于社会网形成的关系强度以及衡量彼此间关系的持续时间、互动频度和亲疏程度等, 来分析不同的强弱关系对行为体间信任产生的影响^[36]25-56。在格兰诺维特两种“ 镶嵌” 路径分类的基础上, 另外一些学者也对“ 镶嵌” 进行过一些新的探索, 如沙龙· 祖金和保罗· 迪马吉奥提出的政治镶嵌、文化镶嵌和认知镶嵌^[37]15-20; 约翰· 哈格多恩提出的环境镶嵌、双边镶嵌和组织间镶嵌等^[38]670-680。这些探索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关系网络嵌入性对主体间信任所产生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研究, 特别是国内学者关于国家间信任的研究中, 对“ 信任” 的解读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工具型视角转向关系型视角。尹继武在梳理国际关系领域有关信任定义研究的基础上指出, 现有研究和定义虽然考虑到信任形成过程中认知与动机(情绪)的相互作用, 但大多仍以理性选择论为理论出发点, 这种建立在“ 理性认知” 基础之上的研究无法真实反映出国际关系中信任实践的丰富性^[39]102-103。他进而提出了有别于西方“ 契约信任” 的“ 关系信任” , 并将“ 关系基础” 、“ 关系交往” 和“ 同质性” 作为影响关系信任形成的三大核心变量, 而前两者更是改善关系信任的根本基础和改善国家间关系信任的可行路径^[40]24-27。秦亚青则指出, 将信任视为一个极不靠谱的因素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传统, 特别在无政府状态下, 谁都不敢将命运寄托于难以确保的信任之上, 即便是对国家间互信抱有积极认知的建构主义也仍是将信任作为战略权衡的一种手段。对此, 他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文化,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了与当前规则治理模式并存的关系治理模式, 而信任则是关系治理之本。但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中, 信任不是一种用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工具, 而是“ 通过道德内化而得以实现” 的结果, 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而言, 信任就是一种基于关系过程的社会实践, “ 既是从历史和文化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也是道德生活的外向表现” ^[41]150-157。

巴里· 布赞认为全球化时代的“ 安全” 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情境意义上的“ 关系” , 这是因为“ 假若不了解安全相互依存的国际模式的话, 我们将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 ^[42]187。从“ 场域安全” 的视角下对国家安全加以解读, 安全问题所关涉的内容就超出了单一“ 事件” 的范畴, 而成为一种关联着安全语境的“ 整体性、交织性、强弱性、动态性” 的复杂关系^[43]85-86。同时, 这也意味着当代国家安全的“ 主体间” 价值以镶嵌的方式充分表现出来, 即“ 安全只有在主体间关系中才有产生的可能、存在的意义与发展的条件” ^[44]73。因此, 关系网络的场域性质赋予了当代国家安全足够的弹性与张力, 国家安全不再是一种“ 单一的、线性的、局部的、纯技术的安全, 而是复合的、非线性的、整体的、技术与价值混合的安全” ^[44]70。由于关系网络的存在, 对当代国家安全的维护, 无论在传统安全问题应对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层面, 都需要摆脱以往“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原子主义模式, 而是要从行为体所处的具体情境着手, 对安全问题萌发、生成、加重、减缓的关系型过程加以整体观照。在这一过程中, 国与国之间建立在价值认同、历史传统、社会交往基础上的安全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间是否能够构建基于安全制度、安全文化等方面联系而形成的信任, 并通过相互信任共建、共享安全。当国家安全更多地与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全球安全等内容缠绕在一起时, 共建就意味着以国家所处整体关系网络为着眼点来提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前提是不同国家通过信任达成传统安全方面的折中妥协与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权力适当让渡; 共享则意味着以国家所处整体关系网络为立足点来共同承担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和分享国家安全所需的全球资源, 前提是不同国家通过信任实现传统安全方面的自我克制与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利他互助。如果没有这种信任, 完全倚仗自身利益最大化思维得来的“ 安全” 将是国家安全真正的灾难。正如格兰诺维特在其研究中所提到的, 类似戏院失火人们夺门而出引发的悲剧, 在家庭失火的事故中鲜有发生, 这不是因为戏院中的人们比家庭成员更不理性, 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理性到无法信任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人也能够冷静有序地走出大门。不同的是, 地球是一座没有预留出口的“ 戏院” , 作为观众和演员的国家如果在“ 戏院” 出现险情时仍缺乏精诚合作所需要的信任甚至相互点火的话, 那么最终只会招致更大的悲剧。

这里所说的结构嵌入性主要是指网络位置观(positional perspective on networks)在关系网络中的体现, 即关注行为体之间因为不同的结构位置而形成的关系。格兰诺维特在提出结构性镶嵌时就指出, 考察行为体在社会网中的结构性嵌入, 关键在于将互动双方视为更大结构中的一部分, 以了解总体网络的结构影响^[32]25-56。在社会网中, 行为体所处位置的中心度(centrality)情况能够反映该行为体在网络中是否居于有利的中心结点位置。这一位置上的行为者相较网络中的其他行为者而言在信息或资源的获取与交换上更为便利, 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结构本身的社会资本优势, 并为其在处理各种关系上带来了不对称权力。

在当前的国际安全格局中,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在能源、经济、信息等诸多安全领域拥有难以比拟的社会资本优势。特别是在传统安全方面, “ 毂辐式” 全球军事主义(基欧汉和奈对美国的描述)带来的压倒性优势更加牢固了美国在国际安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位置, 并为其带来了改造国家间安全关系的权力优势以及呼吁美国全球军事存在以确保地区平衡的安全信任^[27]309-310。比如许多东亚包括东盟国家“ 对美国的信任都胜过它们相互间的信任” ^[45]165, 美国与新加坡、菲律宾存在同盟关系, 同时还与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保持了军演、联合训练等定期安全合作, 这些安全关系使作为域外国家的美国, 在中国周边安全网络中扮演了“ 房间里的大象” 的角色。相比之下, 周边国家在保障自身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的需求非常有限, 并且主要集中在经济安全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相对有限的安全投放能力以及一直以来秉持的不干涉传统,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强国环伺的周边环境, 也使得一些次区域的安全需求被分摊到了区域内强国的肩上, 如俄罗斯之于中亚、印度之于南亚的安全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 中国在国际安全网络乃至周边安全网络中的位置实际上是相对边缘化, 甚至相对孤立的。因此, 对中国而言, 如何在安全结构上与周边国家进行镶嵌首先是一个“ 中心度镶嵌” 的问题。

其一, 在传统安全领域, 中国要巧妙借用美国在安全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优势以摆脱周边信任困境, 特别是化解“ 对抗式” 信任危机。日、韩等美国亚太盟友无论是在民价值观还是外交政策制定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 新加坡和菲律宾在国家安全维护方面更是尤为倚重美国力量并将其视为亚太地区的“ 稳定之锚” 。新加坡的樟宜港是美国第七舰队重要的后勤基地和航母停泊港, 新加坡历任领导人也非常强调美国在亚太的力量存在, 其前领导人李光耀曾在参加东京“ 亚洲未来座谈会” 时就明确指出, “ 太平洋需要美国的存在, 这可平衡经济上迅速崛起的中国” ^①(① 详见符祝慧《李光耀:太平洋需要美国的存在》,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ace2face/story20120525-28240, 2016年8月5日。)。美国在与其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从而能够对这些国家的安全外交战略制定形成强有力的制约, 中韩关系在“ 萨德事件” 中的急转直下便是很好的证明, 即使是日本, “ 无论日本多么重要, 也只能是日美联盟中的一根辐条” ^[46]18。因此,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安全信任很大程度上是中美信任的一种映射。正如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的“ 对抗式” 信任危机虽然多以海岛争端为直接导火索, 但美国因素在危机逐渐深化过程中的作用却比岛屿争端的实际内容似乎更为引人注目。在这种格局之下, 中国与周边国家, 特别是美国亚洲盟国之间的信任已经成了中美信任走向的一个微妙信号。尽管就目前情况来看, 美国不仅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 且以两航母同现南海的方式向外界展示强硬姿态, 不过中美信任的基本面仍然维持了一种“ 斗而不破” 的平衡。美国必定不会为了中美关系而损害其地区联盟利益, 但也不至于且不愿意因为地区盟友的利益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发生正面冲突。在这一方面, 其他国家利用其美国盟友身份来绑架“ 中美关系” 的实际效用非常有限, 更多的只会被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补充与配合。同时, “ 中美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互依赖与不确定风险构成信任发生、续存的重要基础” , 且两国在反恐、反核扩散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 这些利益的交汇点成为中美信任维持的基石” ^[47]88-89。所以, 在保持和改善中美安全信任的基础上利用美国在安全网络中的结构优势, 改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信任是现实可行的, 也是中国在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过程中需要加以思考的。

其二,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要充分发挥中国在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的优势, 加强自身在周边安全网络中的中心度水平。目前中国虽然拥有世界级的军事力量, 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凭借传统安全方面的提升取代美国在安全网络中的中心位置。而且从当前的地区安全环境来看, 中国在传统安全方面的力量投入似乎并没能帮助中国有效地提高网络中心度, 反而加剧了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以及随之而来的“ 离心化” 。为此, 在不损及自身传统安全基础的前提下, 中国应该另辟蹊径, 谋求以非传统安全治理为抓手来构建周边安全信任。在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 相较于周边不少国家, 中国无疑具有较为明显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同时, 中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突发事件以及灾害应急救援方面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优势, 这些内容客观上构成了中国参与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的能力保证。除此之外, 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自身庞大的地缘存在, 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都无法绕开中国因素, 特别在是一些诸如气候变化、海上通道安全、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等亚洲国家普遍关切的重大议题上, 即便美国能够在安全治理上贡献力量, 但若想取得实质性进展也仍需寻求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因此, 凭借非传统安全治理上的优势加强周边安全合作, 无论对于提升中国在周边安全网络中的中心度水平还是改善周边国家对华信任来说, 都是较为可取和更容易实现的。以澜沧江— 湄公河流域跨境河流相关问题为例, 位于流域上游的中国在资源开发、河道利用、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都拥有治理优势, 比如今年年初在东南亚遭遇罕见旱灾之时, 中国政府应越南请求通过水库开闸放水的方式对下游国家实施应急补水, 就足见中国在跨境河流安全治理中的重要性。为此, 中国可以与周边国家围绕类似灾害互助等特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建立一种常态化治理关系或合作关系(如2015年底开启的“ 澜湄合作机制” ), 这不仅有利于消除他国对中国安全优势的疑虑, 也能使中国通过优势共享来提升自身的网络中心度水平。

制度嵌入性是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其在分析方法上主要结合了理性选择理论与古典制度主义理论, 提供了一种对个体行为进行制度分析的视角, 着重强调行为体“ 根据其所处社会情境的制度安排及知识图式来约束自身行为” ^[48]33。但需要指出的是, 通过制度镶嵌形成的信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前文所提到的契约式信任。这里所强调的制度与其说起着一种工具型联结的作用, 不如说是发挥着一种关系型纽带的作用。基于制度镶嵌之上的信任构建关键不在于制度本身, 而在于行为体间所拥有的制度关系情境。这种情境除了具有约束作用之外, 还具有向制度内行为体提供规则和资源的生产功能。制度化的场域结构一旦得以形成, 就会向场域内的行为体提供赖以获取资源的稳定规则, 从而促使他们表现出相仿的行为取向, 加强彼此互动, 形成所谓的“ 制度性趋同” ^[49]63-82。从这两种功能的角度来看, 制度嵌入性实际上就可以被视为吉登斯“ 结构二重性” 在制度结构上的反映。

然而制度的稳定重复特点也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制度惰性, 尤其是在体系性转型的社会情境中, 制度惰性的弊端将会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而当前的国际安全制度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秦亚青针对国际社会在解决全球问题和跨国威胁方面收效甚微的现象提出了“ 全球治理失灵” 的观点, 他认为当前全球治理失灵的重要原因在于国际制度安排和秩序理念出现了严重滞后^[50]5。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方面, 基于个体管理原则之上的国际规则难以为国家共同治理行为提供有效参考。不过, 从“ 安全镶嵌” 的角度来看, 正是由于国际安全制度的滞后甚至相对缺失, 中国也因此在与周边国家构建以非传统安全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安全信任方面获得了较大的制度空间。

第一, 在大国关系方面, 加强与俄、印等区域大国间在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的双边与多边制度镶嵌以增进大国间的安全互信, 避免传统安全领域捕风捉影式的过度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性竞争。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 来自周边区域大国的“ 竞合式” 信任挑战很大程度上源于大国在传统安全方面的战略猜疑与相互竞争。这些挑战的形成有其现实国际政治的合理性, 是国际政治舞台上多股重要力量相互角力的必然产物, 也是国际社会向前发展的一大动力。尽管如此, 对个体国家而言, 这种信任挑战的加剧在传统安全领域也往往预示了由竞争向对抗的转变, 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则意味着安全共治的难以维系。因此, 有必要将大国间的“ 竞合式” 信任挑战控制在一个彼此容易接受的较小范围。相比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内容的敏感度较低, 更易于大国间实现制度镶嵌, 并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制度镶嵌为契机来推动传统安全领域的制度嵌入性关系。如中印在2003年以海上搜救为内容开启了两国军队历史上的首次联合演习, 并在此后形成了中印联合反恐演习和反恐联合训练的制度传统, 虽然中间几经波澜, 但也确实促进了两国之间制度型关系的生成, 同时也改善了传统安全领域的彼此信任。不过必须承认的是, 目前中、俄、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制度化仍是非常不充分的, 包括反恐在内的安全合作都处在一种低水平投入阶段, 没能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形成合力。从现阶段来看, 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安全治理的实质意义。为此, 要发挥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结构作用以解构传统安全“ 划区而治” 的行为模式, 比如在接纳印度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基础上, 深化和规范该制度框架内的跨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 以国家间存在“ 安全利益共鸣” 的跨区域议题为突破口来明确各方的分工与协作、优势互补, 淡化区域内治理模式的单一大国主导色彩, 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制度保障为前提的中、俄、印安全三角常态化互动来增进彼此间的相互信任。

第二, 在小国关系方面, 加强与周边小国在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的多边安全制度镶嵌, 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安全合作上的善意与诚意, 在不过分执着于谋求主导权的同时, 通过主动承担制度框架内的安全责任来体现大国担当, 以此减少周边小国对中国的疑虑, 增进信任。多边制度设计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制约大国权力, 不同于双边博弈, 多边制度安排中的大国必须通过接受集体约束的方式来赢得同一制度内其他国家的信任。因此, 多边合作已经成为小国在强国林立的亚太地区赖以与大国之间展开平等对话, 维护自身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中国而言, 首先可以有选择地加入到一些由小国主导的多边制度中, 借此表明中国在周边安全合作中扮演的游戏参与者, 而非规则破坏者角色; 另一方面, 加入由小国主导的多边制度也能表现出中国对周边国家希望在安全治理中发挥主动作用的认同与尊重, 推动大国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社会关系进程。比如在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和亚信会议问题上, 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和支持, 还通过前者这一平台提出了“ 新安全观” 以及成为后者2014— 2016年度的轮值主席国, 而这两个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信心建设优先领域的机制也正在增进地区安全架构中大国与大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合作信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51]96-100。其次, 中国要适当地向周边国家提供一些制度性公共产品, 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来确保中国与周边小国之间确立一种制度“ 场有” 和“ 常有” 关系。从镶嵌的视角来看, 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嵌入型的地区公共产品, 类似查尔斯· 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 嵌入式公共领域(nested public sphere)” 。他认为在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无法满足不同区域的个性化需求时, 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将会驱使区域及区域间的国家或和国家集团联合起来, 共同设计出一套安排、机制或制度, 并为之分摊成本, 即将较小的公共区域嵌入较大的公共区域里, 以提高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①(① 转引自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 一带一路” 》,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 第141-142页。)。在全球治理失灵和小国往往无法提供实质性制度公共产品的情况下, 作为地区主要力量之一的中国有义务和责任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然而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制度建设, 尤其是安全制度建设方面仍然非常欠缺^[52]43。而一些域外大国却正在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制度嵌入, 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的“ 美湄合作” 、“ 日湄合作” 会议机制。其中, 美国甚至多次寻求与缅、老、泰、柬等国建立“ 湄公河安全组织” ^[53]32。因此, 中国有必要更加重视周边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

祖金和迪马吉奥提出的文化嵌入性旨在强调共享的集体理解(collective understanding)对经济行为的影响^[54]15-20。同样, 在国家安全关系网络中, 国家谋求自身安全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集体理解或共有知识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带有约束功能, 又具有生产效用。在这一视角下, 国家间安全信任的形成可以被看成国家间关系嵌入安全文化的结果, 而本文的安全文化镶嵌则主要是指一种基于认同的安全共享、共治文化情境所形成的关系及其对信任构建产生的影响。当代非传统安全问题普遍化、复合化、常态化、跨区域化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国际社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治理需求, 而且国际社会包括“ 综合安全” 、“ 共同安全” 、“ 合作安全” 在内的安全理念都在“ 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与不同程度上寻求与践行着安全的某种‘ 共建’ 与‘ 共享’ ” ^[55]33, 这些理念客观上为安全共享、共治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从国际安全现实来看,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安全文化嵌入方面仍面临着集体认同相对缺失的挑战。

以亚历山大· 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尤其强调文化与规范、认同之间的关系。任何文化毫无疑问都具有规范作用, 作为一种约定存在的规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受到社会文化的直接影响, 而由此形成的规则、习俗、惯例等又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可以说, 文化规范代表了一种社会互动中对于个体行为的集体预期, 这种预期为不同国家提供了一套可遵循的行为模式, 并在改变彼此认同的基础上形塑着国家间关系。温特认为认同是自我— 他者界线逐渐模糊的认知过程, 它“ 总是涉及扩展自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 , 从而最终形成超越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集体身份^[56]287。据此, 我们可以将文化镶嵌产生的国家间信任理解为一种认同式信任或情感式信任。情感式信任“ 更多的是强调信任的普遍和道德特性…通过关系基础改善和交往, 达到增强‘ 我们的’ 认同感” ^[40]26-27。不过, 正是由于情感式信任所具有的高度道德特性, 国家间的安全文化镶嵌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理想主义色彩过重和“ 过度社会化” 的质疑。不可否认, 通过安全文化镶嵌来构建信任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尤其在应对“ 对抗式” 信任危机和“ 竞合式” 信任挑战方面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但这并不代表文化镶嵌的路径是行不通的。相反, 在解决“ 疑虑式” 信任难题方面和对于特定社会化情境中国家间信任水平的改善来说, 强调信任形成的文化嵌入性不但是可行的更是易于突破的。

从认同式信任构建的角度来看, 安全文化镶嵌对中国而言首先意味着“ 除了自身的努力, 还需要被国际社会所认同, 前提便是使国际体系在接纳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时确保有‘ 安全感’ ” ^[57]5。因此, 外交战略上的自我约束是中国需要注意的问题。“ 自我约束” 是温特提出的构建集体认同的四大主变量之一, 他认为“ 自我约束是集体身份和友好关系的最根本基础, 集体身份从根本上说不是根植于合作行为, 而是根植于对他人与自己差异表现出来的尊重” ^[56]448。当前周边国家对中国表现出来的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不信任, 特别是对近代之前长期存在的“ 华夷秩序” 文化的不信任。在中国综合实力迅猛发展的情况下, 周边国家发现中国似乎正在离邓小平“ 韬光养晦” 战略渐行渐远, 开始不避讳甚至非常愿意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外界展现“ 肌肉” 。

对它们而言, 自二战后亚洲地区掀起独立运动浪潮以来, 第一次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地区性力量出现在自己身边, 难免会产生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身份幻象— — 那个“ 傲慢的中央帝国” 又回来了。同时,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展现出来的“ 受害者” 形象以及美国以“ 现有秩序维护者” 姿态的高调介入似乎更加坐实了中国的这一历史性身份。而如果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持续笼罩在“ 华夷秩序” 的文化阴影下, 集体认同基础上的信任将是难以形成的。对此, 中国必须在坚持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外交争端的基础上, 避免将政治问题与其他问题随意挂钩, 坚决摈弃“ 胡萝卜加大棒” 的外交战略思维, 尤其注意不能通过经济惩罚等非传统途径来达到“ 教训” 他国的目的, 这些非常规途径不但无法赢得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尊重, 还会增加他国对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力量增长的不信任。同时, 中国还应当进一步开阔外交视野、提升外交格局与外交成熟度, 不因周边国家某一届政府外交政策的改变而改变与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关系, 尽量淡化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民族主义色彩。

不过, “ 自我约束” 并不代表逆来顺受, 而是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特别是在涉及领土、主权完整等重大核心利益上必须坚持原则、不失底线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基本尊重。因此, 对中国而言, 基于文化镶嵌的信任构建还包括“ 自我约束” 基础上的有所作为。虽然当前美国的“ 重返亚太” 战略给中国周边信任的构建制造了一定的麻烦, 但从国际安全文化格局的形成来看, 美国在这个时候的“ 重返” 却有可能成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和自找没趣的行为, 并给中国带来重塑亚太“ 新安全文化格局” 的历史机遇。不难看出, “ 重返亚太” 具有浓厚的“ 冷战” 色彩与战略压制意图, 但美国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却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并不是说美国已不具备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而是说美国将战略重心重新移回亚太的历史背景与“ 冷战” 时期的对抗环境已大不相同, 其所面对的中国也不是苏联。中国在包括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扼制跨国犯罪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与周边国家存在共同利益并起着关键作用, 美国如果试图通过压制中国来实现其“ 重返” 目标, 那么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来说恐怕是弊大于利的。这也是美国的高调“ 重返” 与“ 南海表态” 并没有获得一些东盟国家以及印度等主要国家积极响应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 中国政府的“ 一带一路” 倡议则带有明显的“ 和合主义” 色彩与互利共赢愿景。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规划的逐渐清晰, 战略沿线广阔的安全合作空间也日益显现, 通过经济合作来带动安全合作的文化正在形成, 比如在“ 一带一路” 基础上以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为目的的“ 绿色丝绸之路” 建设就受到了中亚国家以及蒙古的普遍欢迎。所以, 中国应该以“ 一带一路” 的铺开为契机, 与周边国家建立并深化以平等、尊重为价值核心, 以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为内容的“ 伙伴关系” 文化, 从而区别于以传统安全为主要内容的“ 冷战” 式安全文化。在非原则性问题上, 不以政治考量为前提,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甘愿吃亏都将有助于改善中国周边集体认同现状, 如中国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自我约束和积极作为在增强区域内共有规范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东亚地区的集体认同感^[58]80。这将是周边国家, 特别是小国在未来愿意与中国保持、加深双边信任的文化基石。

获得信任是一个国家立足国际社会、参与国际行动、拓展国际关系的前提保证。对中国而言, 改革开放向世界各国传递出来的合作意愿为中国在获取国际信任上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并使中国逐渐与世界融为一体。然而随着各国力量的消长, 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已经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中国在新时期又面临着由“ 对抗式” 信任危机、“ 竞合式” 信任挑战、“ 疑虑式” 信任难题构成的周边信任困境。作为一个拥有众多重要邻邦的世界大国, 中国的外交根基在周边。稳固而良好的周边信任关系是中国立稳亚洲、面向世界的底气所在, 也是中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进退裕如、有所作为的强有力保证。“ 与邻为善、与邻为伴” , “ 远亲不如近邻” 的文化传统一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核心思想之一, 但在延续这一文化传统的同时, 也应该客观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安全因素给中国周边信任带来的挑战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为中国周边信任创造的机遇。为此, 在深刻认识国际社会网络关系特质的基础上, 以安全结构镶嵌为谋求信任之“ 术” 、安全制度镶嵌为稳固信任之“ 本” 、安全文化镶嵌为内化信任之“ 魂” 来解构“ 低度社会化” 的周边信任困境, 将帮助中国巩固现有的外交成就, 深化“ 走出去” 战略和推进“ 一带一路” 方略, 进而在不远的将来为全球安全治理做出新的引领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