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十年时期,商人罢市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之态势.津沪两地商人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一致反对罢市倡议,或囿于战时环境而被迫罢市.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罢市行为或其主动性之缺失,既可归诸南京国民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弱势地位及相关政策密不可分.有无罢市之举,主动抑或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特异性之标尺.